2020年8月24日晚，太阳集团欢迎您法学学科复办四十周年高端讲坛于线上成功举办。湘潭大学副董事长廖永安教授以“构建中国特色的调解话语体系”为题作了精彩的报告。本次讲座由suncitygroup太阳集团经理周长军教授主持，suncitygroup太阳集团张海燕教授和刘加良副教授作为与谈人参与了此次讲座。
廖永安教授首先分析了新时代的法学为什么要重视中国调解话语体系的构建。一方面，中国从西方大规模移植法律制度的同时也移植了西方法治话语，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所支配；另一方面，中国法学建设迎来了新的契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即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取代从西方直接移植照搬过来的学科，主要解决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问题，改变长期以来学术西方化的模式。同时，廖永安教授指出，在整个法学话语体系中，调解是为数不多的本土性法律制度，只有当我们植根于此种“活的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话语体系方能生成、发育并繁盛。我国原生型调解制度在社会治理中扮演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受到“法律东方主义”的话语影响，围绕调解的研究也深受“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面对新形势，中国法学界应积极回应现实需求，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的调解话语体系。
随后，廖永安教授从中国调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方面讲述了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调解话语体系。
关于中国调解的文化自信，廖永安教授认为中庸和合主义的“无讼”文化传统为调解的历史土壤。中国儒家法律文化传统的核心思想是和谐，中国传统强调“和乡党以息争讼”，此与西方传统强调“为权利而斗争”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廖永安教授指出社会本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调解的当代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延续了传统的儒家法律文化，又融入了与现代性法治精神相契合的新型的德治法治文化，其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被视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中国的社会本位主义强调人情伦理的连带性，基于社会的连带性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的观念。在众多纠纷解决机制中，调解是最能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也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自信的制度。
关于中国调解的制度自信，廖永安教授分析了我国人民调解与西方社区调解制度、我国法院调解与西方法院调解制度、我国仲裁调解与西方仲裁调解制度以及我国行政调解与西方行政调解制度的不同之处。
关于中国调解的理论自信，廖永安教授指出了法律形式主义理论的局限，强调不能简单地把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西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等同起来，后者仍是法律形式主义理论逻辑下的产物，具有浓厚的法律中心主义色彩，把调解视为诉讼的替代方式仍是非此即彼的观念产物；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社会调试系统，包括调解在内的多种纠纷解决方式。西方诉讼理论围绕判决所建构的是一种旁观者眼中的抽象正义、形式正义、程序正义，而我国现代调解所追求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正义、情境正义、可感知的正义。
关于中国调解的道路自信，西方社会治理话语体系将“国家——社会”范式置于二元对立体系，而我国的社会治理强调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将自上而下的政策方针与自下而上的试点经验结合起来。此种“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合作主义”模式的核心要素是国家主导、社会多元、国家与社会合作，由此形成了主体多元的治理共同体、手段多元的治理综合体。
讲座最后，廖永安教授强调在新时代，我们需要诉讼和调解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同频共振、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周长军教授对廖永安教授的报告进行了总结。与谈环节，张海燕教授认为中国的调解制度具备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结合民事实体法的角度，赞同廖永安教授提出的在“大调解”体系建构过程中将多元利益视角下的综合正义作为理论基础。刘加良副教授高度评价了廖永安教授采取的“在对比中反思”以及“在解释中倡导调解话语体系”的研究路径。
廖永安，现任湘潭大学党委委员、副董事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最高人民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基地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理论研究基地主任、司法部调解理论研究与人才培训基地主任。曾荣获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检察理论研究成果一等奖、司法部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法学会法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湖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等奖励40余项。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人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文编/王玥
审核/周长军
编辑/史志强
